从提议将国防部改名为“战争部”，到“大而美”法案加大对军事的投入；从挥金如土打造“金穹”计划，到轰炸伊朗核设施……特朗普政府上任半年多以来，在高举“和平”旗帜声称通过强化本土防御、有限收缩海外部署以“终止战争、实现和平”的同时永信策略，也在加速推动高端军事技术发展与国防工业复兴。
今年5月初，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思宣布，新的《美国国防战略》（NDS）将由负责政策的副防长埃尔布里奇·科尔比牵头制定。据媒体报道，这份文件或将于8月底发布。
科尔比长期主张集中一切军事资源威慑主要竞争对手，尤其强调国防工业韧性的战略价值。在3月的国会听证会上，科尔比再度为该框架背书，单点聚焦、联盟分摊、工业韧性极可能成为新版《美国国防战略》的核心支柱。
以霸权追求为内核的美国，在风云变幻的国际时局中的种种表现，常常“一石激起千层浪”，个中逻辑比一般国家的动向更值得研究。
6月25日，美国总统特朗普（中）在荷兰海牙出席记者会
打造“更强却更敏捷”的美军
美国新一轮军事战略调整，核心目标仍是维护其全球主导地位。
冷战时期，美国军事战略服务于与苏联的争霸，冷战后则借“自由国际主义”之名推进称霸图谋。如今，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美国试图通过军备狂飙扭转经济失速的战略颓势，从而达到撬动国际格局、重塑单极秩序的“终极目标”。
特朗普第一任期开始不久，就让大国竞争取代反恐成为美国政府核心战略任务。特朗普再次入主白宫后，美国更进一步抛弃所谓“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愿景，通过起用一批科技、经济与军事右翼人士，促成“科工复合体”崛起及其对“军工复合体”的迭代。
正如美国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的代表学者约翰·米尔斯海默所言，世界正在见证大国政治的回归，在美国的单极时刻（1991～2017年）时，大国间的安全竞争或战争不可能发生。然而，在当前的多极化世界中，大国战争再次成为可能。
系列举措表明，特朗普政府正致力于构建覆盖全方位、全领域、全链条的对主要大国战略威慑体系，力图打造能够打赢未来战争的“能战”强国。鉴于在俄乌冲突中暴露出的弹药短缺问题，美国更加重视在潜在大国战争中保持技术优势与供应链韧性。
特朗普政府提出的2026财年国防预算将突破1.01万亿美元，为美国历史上首次，较上一财年增长13%。在大幅削减其他领域开支的情况下，国防与边境安全开支成为优先事项。这一战略资源的重新分配体现了和平时期的“战时经济”思维，即，通过财政集中投入强化国家军事机器永信策略，并将振兴国防工业基础置于战略威慑链条的核心位置。
其预算重点投向两大方向：一是扩产远程精确弹药与高超音速武器，二是恢复造船厂生产与维修能力，“投资我们的船坞，让舰队再度扩张”。赫格塞思强调，五角大楼正加速将新兴技术推向战场，确保美军“更强却更敏捷”。
6月22日，民众在荷兰海牙参加反北约集会
从“威慑—维稳”转向“进攻—制胜”
特朗普再次执政以来，为太空军建设按下快进键，宣布启动“金穹”导弹防御系统。这一系统将首次实现天基拦截器实战部署，整合陆基与天基能力，覆盖导弹从发射前到末段的全流程拦截，标志着美国防御体系的一次根本跃迁，或预示人类进入“星球大战2.0”时代。
尽管美国官方将其描述为“防御盾牌”，但“金穹计划”远超传统意义上的被动防御。事实上，该系统包括由数千颗天基武器组成的“全球星座”，具备先发制人的打击能力，甚至被特朗普暗示可用于进攻性用途。这种模糊防御与进攻界限的设计，反映出美方谋求在新疆域实现全面主导地位。美国太空军作战部副部长迈克尔·盖特林将其类比为二战时期的“曼哈顿计划”，强调其需要国家层面的全方位协作与资源整合。
不难发现，通过援引“曼哈顿计划”这一改变了全球力量格局的历史项目，特朗普政府试图释放三个关键信号：一是将其上升为国家安全核心优先事项；二是赋予其颠覆性科技变革的历史分量；三是为动员跨部门、跨行业协作及社会支持创造正当性。这场以历史叙事驱动的国家动员，正推动美国导弹防御战略迈入前所未有的新阶段。
同样是战斗意味浓重，“战争部”更名提议折射出美军战略职能的重塑，凸显美国进攻性军事传统的复苏。今年3月，赫格塞思提出将“国防部”（Department of Defense）更名为“战争部”（Department of War），并在6月的北约海牙峰会上获得特朗普的公开支持。
此次更名提议，标志着美国军事战略从冷战后期“威慑—维稳”范式向“进攻—制胜”范式的回归。赫格塞思认为，自二战以来，“战争”一词因政治避讳而逐渐淡出，但随之而来的是对军事杀伤力与主动行动的系统性压抑。他主张重拾“杀伤力”（lethality）概念，并强调军队应由“战士”（warriors）而非“防卫者”（defenders）组成。赫格塞思在社交平台X上发起更名“战争部”的民调，结果显示54.3%的用户表示支持，连美国企业家马斯克等公众人物也公开表态支持。
支持者普遍认为，“国防部”一词传递克制与防御意涵，已与当下美军的战略定位脱节，而“战争部”更契合其以胜利为导向的战略使命。赫格塞思直言：“我们的士兵不应被80年前那些坐在红木书房里的所谓‘尊贵绅士’制定的陈旧规则所束缚。美国应当按照自己的规则作战，必须全力以赴争取胜利，否则宁可不战。”这番话透露出特朗普政府试图摆脱现有国内外法律与道义规范的倾向。这种“赢者思维”主导下的军事文化，或将对美军的决策逻辑、武力使用门槛及行动方式产生深远影响。
服务于“弱欧重亚”的战线重组
特朗普政府试图效仿里根政府“以实力求和平”的力量逻辑，复制对苏联的最终胜利。在安全认知上，特朗普政府推动“北约亚太化”与“亚太北约化”的盟伴共振，服务于其“弱欧重亚”的战线重组。在安全信条上，执着于打造一个“刀枪不入”的西半球堡垒国家，将防线由全球前沿阵地强行收缩为以本土及西半球为“护城河”的狭隘防御圈，同时依托太空力量和远程精确打击能力维持全球战略介入。在安全秩序上，通过“精准修正主义”撬动力量天平，改变关键领域的军事态势，强化以美国为核心、排他性极强的霸权安全格局。
聚焦主要大国，提高战略资源再分配的费效比。面对国内财政压力与多线作战风险，特朗普主张“把钱花在刀刃上”，推动国防资源优化配置，聚焦核心大国与关键作战领域。特朗普政府意图减少对欧洲方向的投入，集中力量于亚太。
与此同时，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推动亚太防务合作加速“亚太化”，并深化与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韩国等国在防务创新和数据交换领域的合作。在美国的鼓动下，北约将欧洲与亚太安全议题捆绑，充当军事前沿，美国则借此分摊对主要大国的战略竞争成本，织密全球联盟网络。
以本土绝对防御为先，“半球防御”的战略构想逐渐成形。美国战略界提出“半球防御”理念，试图为当前美国的战略困境提供新解。今年3月，哥伦比亚大学学者斯蒂芬·彼得·罗森在美国《外交事务》网站发表评论文章，详细阐述该构想。罗森主张“半球防御”，将战略重心回撤至本土及西半球，集中军力于关键区域，减少对全球前沿部署的依赖。此举不仅提升部队生存能力和部署灵活性，降低潜在冲突中的军事暴露，还能释放更多资源投入高端技术与前沿能力建设。
“半球防御”构想分为“盾牌”与“利剑”两部分：前者以“金穹计划”为核心，打造覆盖本土的多层导弹防御体系，部署天基拦截器，实现战略纵深防护；后者则依靠远程精确打击与核武库现代化，即使远离战区也能有效威慑和打击。相比冷战时期的“大规模报复”战略，该战略更具灵活性与技术优势，并延续了19世纪“门罗主义”对西半球主导权的追求。在新兴技术驱动下，“半球防御”正成为美国战略重构中的可行选项。
选择性传承冷战遗产，对现有安全秩序实施“精准修正”。特朗普政府并非简单复制冷战战略，而是有选择地吸取关键经验，如依托技术优势塑造战略主动权，以威慑维稳、强化本土安全支撑全球部署。同时，新技术的兴盛也在重塑冷战时代“相互确保摧毁”（MAD）逻辑，美国对太空、高超音速与网络武器的持续投入，正系统性地修正国际军控机制、动摇全球战略稳定。
特朗普政府的战略转向与军备计划，根植于美国冷战经验与技术优势导向的安全观。冷战时期，美国通过“遏制”战略、核军备竞赛、“战略防御倡议”以及在欧洲构建前沿军事存在，塑造了具有高度技术主导性的安全体系。冷战结束后，美国不断发展多层级反导系统，从“爱国者”“萨德”，到“陆基中段防御”，再到“金穹系统”。此外，“半球防御”作为“门罗主义”的现代延伸，其“划分疆界”的底层逻辑也标志着实力相对衰落的美国试图以巩固西半球安全为基础，重新构建具有韧性与效率的全球战略布局。
军备狂飙中的帝国裂变
冷战结束后，美国处于被称为“单极时刻”的权势巅峰，其军备战略以维护“首要地位”和所谓“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为核心。然而，随着军备僵化的“熵增效应”（熵起初是一个热力学函数，后发展为系统混乱程度的量度。在没有外力的约束下，熵增过程是一个自发的由有序向无序发展的过程），美国正逐步陷入对军事手段的过度依赖，动辄出台各种文件或举措。尤其是特朗普第二次入主白宫后，其维护霸权更要依靠军备扩张来实现。
从老布什到克林顿时期，“一超”地位使美国陷入军备建设的“漂流期”。这之后，“9·11”事件促使美国转向反恐，但也使其深陷“反恐作战”泥潭；奥巴马政府尝试“亚太再平衡”战略，却受制于国内外多重因素导致成效不佳；特朗普政府执政后，急速收缩全球反恐战线，重新转向为大国竞争备战；拜登政府时期，美国重拾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强化对战略对手规锁。今年初特朗普二次执政后，美国军备战略更加强调建设“堡垒国家”与“大国竞争”并重。
从根本层面看，特朗普习惯展示“终战总统”的表面形象，却从未放弃将军事威慑作为首要工具。事实上，军事大棒还是其实现贸易讹诈的关键支撑。特朗普奉行所谓“有原则的现实主义”，一边兜售“反战”言论，另一边将里根时代“实力求和平”的老调搬上前台。其军备扩张像是被欲望迷惑的“两面神”雅努斯的狂舞，一面唱和平，另一面耀武力，在疯狂吞噬国家财富与公共资源的同时，恐将自身拖入战略透支与安全幻象交织的衰退螺旋。
以史为鉴，罗马帝国的衰亡正是源于对外征战与内部斗争所引发的双重失控，而当今自诩为“新罗马帝国”的美国，似乎正一步步重蹈这一覆辙。美国以“终止一切战争”为幌子大力推动军备狂飙，实则激化热点地区冲突，结果不仅未巩固其领导地位，反倒还加剧了全球安全失序局面。倘若美国无法摘下这副“雅努斯面具”，无法遏制军备膨胀的霸权冲动，恐将被战争“利维坦”（指权力机器、机制）反噬永信策略，最终走向古罗马帝国那种经济失速、安全失序、政治失衡的衰败结局。（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欧洲研究协会；中国人民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中东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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